黑历史，是指真实存在过但又不愿再次提起的往事。在医学的发展中，研究者强烈的进取心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但也时常冲破道德底线，给人性刻下丑陋的疤痕。
医学实验，正是这些黑历史的重灾区。
纳粹德国：以"医学"的名义
医学对人体有着天然的痴迷。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以"医学"的名义，进行了大量不人道的人体实验。其中一些项目，在现在看来依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为了模拟德国军队在东线遭遇的寒冷天气，纳粹德国空军在1941年开始进行人体低温实验。囚犯被赤裸地放置在-6°C的户外数小时，借此研究暴露在极冷环境对身体的影响。研究人员还测试不同方法令生存者复温的效果，包括把他们放在裸体的吉卜赛女人中间，以"性刺激"使他们复温。
在1942年的一次医学会议上，达豪集中营的西格蒙德·拉舍尔医生在报告中提到大约有100人在这些实验中死亡。尴尬的是，当代对人体冷冻反应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于纳粹德国的冷冻实验。这无疑让谴责纳粹实验方法不人道的现代医学研究者们陷入了一个道德困境。
指导人员向美国士兵展示一个从集中营囚犯身上摘下的人体器官标本
美国：人体实验的"法外之地"
包括德国、日本在内的法西斯国家在二战中进行的不人道人体实验，让人们很容易把不道德人体实验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但是在崇尚民主和自由的美国，未经患者同意的不道德人体实验到二战以后依然时有发生。
1932年到1972年，美国公共卫生署在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进行了著名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400名患有梅毒的贫困黑人男性被告知将得到治疗，但是显然这是一个谎言。研究人员只想观察梅毒对他们身体的长期影响。甚至当患者想通过其它途径寻求治疗时，也被调查人员想方设法阻止。最终，参加实验的患者28人人死于梅毒，100人死于并发症，40个人的妻子被传染，19人的孩子得了先天性梅毒。当这项"医学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人体无治疗实验"结束时，只有74人幸存。
一名正被抽血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的受试者
同塔斯基吉梅毒试验一样备受争议的，还有萨尔·克鲁格曼和他的乙肝疫苗实验。在从1963年到1966年，萨尔·克鲁格曼被指为了进行疫苗实验，迫使精神残疾儿童的父母签订一张声称为"接种疫苗"的程序知情同意书。如果家长不愿意，精神病院将不接收患儿。实际上，程序中包括通过让他们进食肝炎患者粪便中的提取物，故意染上病毒性肝炎。1981年，第一种经过FDA许可的血清乙肝疫苗在美国上市，数以千万人因此而不再被乙肝病毒所威胁。而萨尔·克鲁格曼自己，最终于1995年，在质疑和指责声中去世。
在美国发生的不道德人体实验大都是以贫困人群、黑人、精神残疾人群作为实验对象，涉及到外科、病菌、化学、放射性物质以及心理学等多个领域。这些实验对象作为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以及疾病知识上与研究机构和医生存在强烈的不对等，导致不道德的人体实验可以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下，找到一块任其滋长"法外之地"。
造人：医学的上帝情结
对于一项医学实验来说，最大的阻力可能来自于技术上难题，但是在一个特殊的领域，发展的最大障碍却来自于道德和伦理的制约。尽管目前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声明反对生殖性克隆人实验，但还是阻挡不了一些生殖学方面的医学专家对于克隆人实验的痴迷。
克隆羊多莉的诞生，给更多的学者划出了一条医学上的起跑线，克隆人究竟还有多远？在这场持久而激烈的竞赛中，最先宣布自己胜利的是韩国科学家黄禹锡。他在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科学》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在对多达242颗人类卵细胞进行核移植的尝试后，他的研究团队成功地克隆出了人类胚胎干细胞。
韩国科学家黄禹锡
一夜之间，黄禹锡成了韩国的民族英雄。但也是在一夜之间，他从学术生涯的顶端落入谷底。在反复调查后，黄禹锡参与学术造假、违背实验伦理、贪污科研经费等等劣迹都迅速被一一曝光出来。
在黄禹锡的身上，再一次体现出了医学的疯狂。或许因为这是最接近上帝的一份职业，让医生和生命科学研究者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上帝情结。造人之路还有多远，或许遥遥无期，或许只有一线之隔。
心理实验：人性之恶难以被社会接受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通过实验来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其中最著名的两个实验，就是米尔格拉姆实验和斯坦福监狱实验。
两个实验的设计方法有类似的地方，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剥夺人的个人属性，为参与者附加一个单一的社会属性。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实验小组告诉参与者，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告诉参与者他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研究人员所扮演的。
在实验中，如果学生答错，老师有电击学生的权力。每答错一次，电压就会升高。但实际上，学生并没有被电击，只是按照规定连续给出错误答案，然后针对不同的电压做出不同程度的痛苦反应。老师在实验中被告知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并且实验小组会在他们要求放弃体罚时进行怂恿，多次怂恿后参与者依然坚持要停止，实验才会终止。
米尔格拉姆实验广告传单
实验开始之前，米尔格拉姆和其它心理学家都预测只有极少数参与者会把电压加到最大。但是与预测的结果不同，65%的参与者把电压最终加到了最大的450伏特。
这项实验因为没有将实验内容完全告知参与者，而被质疑违反实验伦理。与一般意义上的医学实验不同，这种突破人性底线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受到伤害的不仅是参与者，还可能包括没有参与实验，但是却以普通人的身份参与到整个社会中的所有个体。人们对于这类实验的抵制，一方面是因为过程有违伦理，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出于对实验结果的恐惧。
即便是再难以面对的历史，也是医学发展的组成部分；即使最卑微的牺牲，都值得被后人牢牢记住。不管是自愿地接受实验，还是在不知情或者被迫的前提下进行，那些在医学历史背后做出牺牲的人永远都值得我们怀念。
最后，引用一名外科医生的自述来结束本文。在1874年，一名爱尔兰女仆前往辛辛那提好撒玛利亚人医院治疗癌症。罗伯兹·巴索罗医生认为这是进行实验的好机会，就为这位女仆实施开颅手术，把金属电极插入到暴露的脑质中：
当针管进入大脑，她说自己的脖子剧痛。为了发现更多明显的反应，电极的强度增强了……她的脸部表情极为痛苦，之后她开始哭。不久，左手伸长，好像在身前拿着什么东西；胳臂阵挛抽搐；她目光集中，瞳孔极度扩张；她嘴唇蓝色，口中吐白沫；她的呼吸像在打鼾；她失去知觉，剧烈颤动左半身。颤动持续了分钟，之后陷入昏迷。在折磨开始的五分钟后，她恢复了意识，形容自己虚弱和眩晕。
——罗伯兹·巴索罗的研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