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处理妥当后，已是深夜。
做完手术的杨慧霞开着车，穿越城市深夜的霓虹。
“这种特别挑战的手术，你不做（吗）……
哎，难的总得要做啊，而且要尽量做好。”
街头，一辆急救车呼啸而过。
车中，一名孕妇陷入危险。
抵达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后，这名孕妇被诊断为“穿透性胎盘植入”——一种产科严重的并发症，胎盘刚好长在了之前剖宫产的刀口上并穿透累及膀胱和宫颈。一旦发生子宫破裂大出血，可危及生命。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每年有6000多个宝宝在这里诞生。在这里的诊室，“母子保卫战”随时上演。共同的隐忧、个体的心焦，略显沉重。每个来到这里的准妈妈，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平安生下孩子。
夜晚，是常有危急情况发生的时间。
主任医师杨慧霞赶来医院，为孕妇实施手术。手术中处理胎盘时，血液奔涌。杨慧霞术中全面指挥，迅速果决，稳住场面。
胎盘剥离后致命性出血怎么止住？这是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
“不能说手术做不好，对不起，我们再来一遍。这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不断地修我们的内功。”
作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除了治病、教学，杨慧霞还有一个身份，“中国妊娠期糖尿病诊治第一人”。
上世纪80年代，医患双方对于“妊娠期糖尿病”还一无所知。那时“妊娠期糖尿病”在我国就像一片无人开垦的神秘地带。怀孕还会诱发糖尿病吗？带着这个疑惑，杨慧霞每天都泡在图书馆，仔细阅读国外的相关文献。
2007年，杨慧霞牵头推出我国首部《妊娠期糖尿病临床诊治规范草案》。2011年率先在国内建立了规范化妊娠期糖尿病一日门诊系统化管理模式，并向全国推广。杨慧霞的一系列努力成为创举，让妊娠糖尿病筛查成为中国孕产妇的常规筛查手段，并推荐适合中国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治策略，这一举动，同时被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妇产科联盟认可。
2022年9月21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孕产妇营养促进项目的发布会上，作为中国代表，杨慧霞提出“生命早期1000天营养健康行动”，这将与全球孕产妇和胎儿的健康息息相关。
一切处理妥当后，已是深夜。做完手术的杨慧霞开着车，穿越城市深夜的霓虹。
“这种特别挑战的手术，你不做（吗）哎，难的总得要做啊，而且要尽量做好。”
所幸，经过手术，孩子和妈妈，都平安回到了家。
“很多病人是没有供者的。
在等待供者的过程中就走了……
我觉得我需要干这个事。”
一位奶奶，在小孙子出生一个月后，确诊了癌症，需要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儿子为此一度崩溃，“下了班一路哭到家。”
他想用自己的十年寿命，去换母亲的十年。母亲握着儿子的手，哽咽难言。
“你放心，你的命，我能救你。”儿子找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黄晓军。他运用自己创新的半相合骨髓移植技术，为这位奶奶做了手术。“等到今天干细胞一输，就能量之源来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等血液疾病的一个有效的治疗方式，但是由于免疫屏障的存在，一直到本世纪初，造血干细胞移植仅限于白细胞抗原“全相合”，即100%配型相同的情况下进行，否则极易发生严重排异反应，危及生命，因此只能在同胞兄弟姐妹之间进行。而即便是同胞兄弟姐妹，与患者白细胞抗原“全相合”的概率也仅为25%。曾经，因为缺乏供体，无数白血病患者的生命走进死胡同。
骨髓移植的半相合技术，在2000年以前，在国际上没有公认的突破。美国医学界认为，这项技术不能突破。很多病人，在等待供者的过程中去世。黄晓军第一次在国外做报告时，没有多少业内人士愿意相信他。
2016年，欧洲骨髓移植协会正式发文称黄晓军团队原创的骨髓移植半相合方案为“北京方案”，目前，北京方案成为全世界骨髓移植的最主流方案之一。
现在，他的办公室里，摆放着诺奖之星证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血液科每年有1000多例骨髓移植手术，其中超过70%是半相合移植，很多人已经确诊，还非得在门诊挂个黄大夫的号，听到黄大夫一句话才能甘心。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也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黄晓军是这个团队的领导者，更是引路人。
术后的奶奶坐在轮椅里，儿子带着小孙子来到医院看望她。
“叫奶奶。”她伸出胳膊，把小孙子拥入臂弯。感受着怀中鲜活的生命，奶奶哭了。
“我的儿子，他就是没有眼泪啊。”妈妈说。
面对重症眼干这项世界性的难题，
他以“下颌下腺移植治疗重症干眼症”，
施救了许多病人。
前来求医的男人，在一周岁的时候，发烧烧了二十八天。他告诉妈妈，自己感到眼干，难受。
“我的儿子，他就是没有眼泪啊。”妈妈说。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任医师俞光岩，曾一直研究唾液腺，他发现唾液腺可以替代泪腺分泌液体，治疗重症干眼症。但是，唾液腺比泪腺大，分泌液体多。对此，俞光岩做了显微解剖的研究，唾液腺的血管导管系统像树枝一样分布，切除一部分腺体后，仍然能保持血管和导管系统相对完整，使留下的部分保持完整。术中如果直接切掉一部分，可以预防移植后腺体过量分泌。
俞光岩带领团队，用唾液腺移植代替泪腺手术，为他进行治疗。
手术台边，一圈医生们高度专注着操作。其中一位医生抬起头，对他说：”俞老师，我们一切妥当，可以吻合血管了。”
总是笑眯眯的俞光岩，刚成为一名口腔科医生时，觉得“32颗牙齿，没什么可做的”。
现在，担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名誉会长的他，作为一名口腔科大夫，治了眼科的病。面对重症眼干这项世界性的难题，他以“下颌下腺移植治疗重症干眼症”，施救了许多病人。“越是疑难的、复杂的、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越要努力攻克。”
上世纪80年代，俞光岩在当总住院医师时，遇到一位新婚不久得了“口底鳞状细胞癌”的病人，出于对癌症的恐惧，术前心灰意冷，甚至一度想到自杀。俞光岩得知后，详细地向他解释了病情，并耐心地开导病人。
在他的开导下，病人放心接受了手术，恢复得很好，也与他成为了多年的好友。
这种“救人一命”的自豪感，激励了俞光岩的儿子，他也和父亲一样，选择了学医。
“医生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患者把健康乃至生命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高度信任。无德不为医，为医必厚道。无数医学前辈为我们树立了医者仁心的榜样，百年北医铸就了精医济世的优良传统。”俞光岩说。
手术后的男人，在病床上休息。俞光岩走到他的身边。
“睡得怎么样啊，晚上病人比较多，不容易睡好。”操着一口温声细语的浙江普通话，俞光岩微笑着伸手，轻轻扶了扶病人的床头。
“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他安抚病人慢慢排着，
一个一个给病人加号。
当得知有患者是通过“黄牛”挂的号，
朱军难过了许久，
告诉患者下次直接找他就能加上号。
拥挤的特需门诊前厅，人头攒动。绝大多数病人，都是冲着同一个大夫。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主任医师朱军走到了走廊里，对着门口拥挤的病人们亲口说：“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他安抚病人慢慢排着，一个一个给病人加号。
跟在朱军身边20年的学生、北大肿瘤医院淋巴瘤科副主任医师张晨说，几年前有一次，当得知有患者是通过“黄牛”挂的号，朱军难过了许久，告诉患者下次直接找他就能加上号。因为脾气好、记性好、口才好，这位肿瘤业内的大咖在后辈中“圈粉”无数。
一位肝功能不好的女患者，在确诊前没有听说过淋巴瘤，又怕自己不能很好地接受化疗，心里非常恐惧。朱军与年轻的医生们一起，召开专门的会议，为她商讨确定诊疗方案。
“我们治肿瘤的，绝不能保证对每个病人都能治愈。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治好。”朱军曾这样说到。
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内外淋巴瘤治疗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多，相关新药和治疗方案越来越丰富，但很长时间以来，国内淋巴瘤治疗领域主要依照国外相关临床指南。朱军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众多专家组成淋巴瘤专家委员会，制定相关诊疗规范，提升淋巴瘤诊疗水平。多年努力后，朱军在2018年联合团队牵头完成了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淋巴瘤诊疗指南》的编订，后来，又组织建立起首个国家层面淋巴瘤标准数据库。
2019年11月，朱军作为临床研究主要负责人牵头研发的治疗淋巴瘤的药物——泽布替尼，以“突破性疗法”的身份优先审评，并以早于国内的时间在美国获准上市。2015—2021年，朱军团队共推动16种淋巴瘤新药获批上市。
一位被诊断为极高危的患者大爷，从护士手里接过药，谨慎地服下。“三种药到我这儿，都挺不错的。”这些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的我国原研药物，治疗的效果，超出患者们的想象。
在淋巴瘤科的医患“心语墙”上，朱军那张心形卡片上写着：“一生只做一件事，就为你们当卫士。”
“那些家长们确实特别不容易。”
想到病患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们，
刘靖哽咽了，
“非常远的地方过来，真的非常不容易。”
“这个阿姨是谁呀？”
“妈妈。”
“哦，是谁的妈妈呢？”
“我的妈妈。”
坐在桌子对面的孩子，手里摆弄着玩具，但在认真回答着每一个问题。对话中的“阿姨”，也就是孩子的母亲坐在孩子身边陪伴；桌子这一端，发出提问的“阿姨”，则被亲切地称为“刘妈妈”。
诊室里，这类比较不寻常的对话，往往都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刘靖的工作日常。无论是在病房还是出门诊，刘靖总是亲切地与孩子们打招呼，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都是母亲般的慈爱，因此，她被患儿亲切地称为“刘妈妈”。
“刘妈妈”每次出诊，身边都带着一个重重的玩具箱。在孩子们眼里，这就是一个“百宝箱”，里面装有积木、玩偶、小汽车，还有一些简单的拼图等。患有精神障碍的孩子平时不善言谈，但看到各式玩具眼睛就会放光。刘靖通过这些玩具，缓解孩子与父母们就医的焦灼，并对孩子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估。
最初，刘靖梦想报考天文系，渴望去探索宇宙星空。“但是那年高考天文系没有招生。”
那时的精神卫生科是边缘学科，很少有学生选择这个专业。“我记得毕业时就两个同学选择精神科，其中一个就是我。”刘靖说。
现在，作为全国儿童精神卫生领域中数百名医师之一，刘靖常被邀请为各处的学生们讲课。她总是在课堂上“安利”同学们：“希望你们上完儿童精神的课，就改行做这一行。”学生们都笑了。
相比成人精神科，儿童精神领域各种临床基础研究都不充分：数据调查显示，我国每千名0-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人，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儿童精神科领域的医生更是凤毛麟角。
“那些家长们确实特别不容易。”想到病患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们，刘靖哽咽了，“非常远的地方过来，真的非常不容易。”她强忍眼泪。
因为理解患儿父母的艰辛，刘靖总是为远道而来的患儿加号，牺牲掉自己的个人时间，工作到深夜。“我越干越觉得应该好好干，越干越爱那些孩子们。”刘靖说。
患有自闭症等精神类疾病的孩子，又被称作“星星的孩子”。作为儿童精神领域医师的刘靖，孩子们的世界，是她的另一片星辰大海。
健康所系，生命相依。无数漫漫长夜挑灯夜读，从医学生到医师，他们用了5年、8年、10年穿上这身白衣，他们便不知疲倦，也不能停下自己的脚步，手术、抢救，随叫随到……
他们是患者身边最坚实的守护，一次次带来生的希望。面对医学无力的边界，面对指责和质疑，他们依旧选择逆行而上，赶走恐惧，驱散焦灼，与病魔抗争。
本是平凡之躯，只因医者厚道，仁心妙术，便选择担负起最重的责任，全力托举生命之光。
“勇担使命厚道行医”，8月18日，在第6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北京大学首部观察型系列行医纪录片——《医者厚道》交流会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举行。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邢若齐，中国医师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于竞进，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医学部党委书记陈宝剑，北京大学名誉校董、拉卡拉集团董事长、北京大学白衣天使守护基金发起理事孙陶然，以及医学部党政领导、医生代表、学生代表、各附属医院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媒体代表参加庆祝活动。活动由医学部副主任肖渊主持。
韩启德院士表示，设立医师节的宗旨和内核是尊重医师，尊重医师就是尊重生命，尊重人性，也是尊重自己。只有尊重医师，才能保障全民健康事业发展，只有尊重医师才能保持社会和谐。“承担使命，做好医生。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北医人要让医学更有温度，继续做好人民健康的守护者，这也是韩启德院士对医师节的祝福。
韩启德院士
医学部主任乔杰在致辞中说：“纪录片里讲述的附属医院六位老师的故事，就是我们身边每天发生的，无数个感人故事的缩影，平凡而伟大。希望这些纪录片能让社会大众看到医者和患者互相信任、互相理解的真情实感，传播北大医学的办学精神，彰显医学人文情怀，促进社会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乔杰院士
“北大白衣天使行医纪录计划”作为对医务人员给予精神守护的项目，一直持续得到白衣天使守护基金的大力支持。北京大学白衣天使守护基金发起理事孙陶然表示，“我们非常深刻地感受到医师的温度，医者厚道系列纪录片重在拍摄宣传白衣天使主题，我们希望通过白衣天使守护基金，对非常值得尊敬的医生行业，对医疗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孙陶然
纪录片《医者厚道》共五集，在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北京大学白衣天使守护基金支持下，由韩启德担任总顾问，乔杰和陈宝剑共同担任总策划，并由北京大学医学部策划制作。纪录片经历近一年拍摄，记录了五位医生面对不同患者、不同病情的行医故事，镜头冷静而有温度，生动诠释了“医者厚道”背后的丰富内涵。“应战、突破、打磨、坚持、仁心。”纪录片反映了北医人的厚道精神，医学的温度和力量，特别是在当前特殊时期更显珍贵，向社会反映医者的真情实感，也表达患者的心声。
《医者厚道》将于今年10月在腾讯、爱奇艺、优酷和哔哩哔哩网站陆续推出。
从2018年“尊医重卫，共享健康”，到2023年“勇担健康使命，铸就时代新功”，北医人始终秉承“厚道”传统，培育了一代代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医患同行的脚印印在了漫漫长路，护佑患者的身心健康温暖了悠悠岁月。
医学是人学，医道重温度。医学的历史渊源，其实就是对痛苦的回应。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仁爱、温和、兄弟般的同情，有时甚至比药物更为重要。未知生焉知死、不知死焉知生是一回事，生死是一回事，便是生命。
医术与人文，如同生命硬币的一体两面。“有时能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厚道是医者的起点，亦是医者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