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改写未来战争

在人类的所有探索中，心智之谜最扣人心弦，大脑之诀最引人注目，在这个复杂性逼近极限的领域，任何细微的进展都难免让人心潮澎湃，激发人们期许未来。军事领域是对前沿科技最敏感的领域，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目的的军事斗争将如何处理新技术催化下的形态转变？军队的制胜密码究竟隐藏在知识海洋的哪一朵浪花之中？

研究战争问题，需要了解时代进程。正如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所言:“人们生产的方式，就是军队作战的方式。”恩格斯则从反向断言：“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

今天，我们探讨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仍然要站在时代进程的历史高度来透视，而不能仅仅从技术的层面来参悟。

人工智能改写未来战争制胜密码

有人讲，2017年就是人工智能泡沫年。的确，在资本与符号共同营造的科技舆论中，警惕人工智能的泡沫式发展很有必要。与泡沫论相对立的是“奇点”理论。美国科学家雷·库兹韦尔预言：2045年将是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慧的“奇点”。1965年，著名数学家赫伯特·西蒙就曾断言：“20年内，机器将可以胜任人类可以做的任何事情。”在今天看来，这或许还只是一种理想化的预言。

目前，无论是下象棋的“深蓝”，还是下围棋的AlphaGo，都根本谈不上拥有真正的智能，而只是“学习能手”。毕竟，产生像人类一样的智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了让机器可以像人这样的生物一样思考和感知，我们必须用简单的计算单元重建人脑的复杂性。但是，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一切现代计算机都可以还原为它们运转的算法，那么人脑一定不是一种计算机。反之亦然，以算法为基础的计算机做不到人类大脑可以控制胜任的所有事情，总有一些会出差错。奇点与泡沫，都不应是我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性态度。

单纯的人工智能技术尚有大突破的空间，但它与生物交叉技术关联在一起，却正在将人类带入一个新时代——后人类时代。

人类进化之路的启示。伴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进化之路，“人—技术—世界”的关系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的演化。其一，延伸说：人—技术—世界；其二，形塑说：人—技术—（技术—世界）；其三，重构说：（人—技术）—技术—（技术—世界）。

按照以往的认知，人类本质上是有自由意志的生物体，有内聚的认知，有肉体的具身，有独特的情感等。未来，人工智能和生物交叉技术联姻将会不断增强人类的智能。人将不再是纯粹的人，在后人类主义哲学看来，人的认知不是内聚而是分散的，人的具身不是肉体而是信息的，人的情感不是独特而是通约的，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异源、异质、异构的集合体或混合物。

轻松战胜围棋神童柯洁的AlphaGo也只是强于学习而已

人工智能与生物交叉技术融合所催生的后人类，早年的信息论科学家诺伯特·维纳曾畅想过，《星际迷航》《阿凡达》等科幻影片也曾眺望过，如今已逐步走入现实生活。如使用电子心脏起搏器、人造关节、植入角膜晶体和人造皮肤的人，以及隐喻意义上的“电子人”，亦或是与智能化驾驶舱紧密连线的飞行员，与计算导航系统相连接的火炮手，以及与全球信息栅格连接的美军步兵，等等。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后人类时代时，我们原有的战争观就需要重塑了。

追溯人类战争与科技文明同行的漫长历程，不难发现，在自然观与战争观之间似乎有一个隐隐的链条：“孤岛”隐喻与冷兵器战争、“钟表”隐喻与机械化战争、“大脑”隐喻与智能化战争。

冷兵器战争时代，军队内部、军队与军队之间，以及军队与后方之间是弱联系，可以用“孤岛”隐喻来表征。机械化战争时代，机械论是主导的自然观，以牛顿为代表的思想者普遍认为自然和钟表之间存在某种同一性。世界都像一架“时钟”，军事系统就更像“时钟”了，简单直接，因果明了。对此，18世纪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亨利·劳埃德少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与所有机器一样，是由各种元件构成，军队的战斗力首先取决于各种元件，其次取决于这些元件的组装方式，各种元件构成的整体必须具有持久力、灵活机动性和普遍适应性，只有这样构造，整个机器才完美无缺。”

智能化战争时代，军队的运行体系可以用“大脑”隐喻来表征。军事系统经历了一个从“物质系统”“能量系统”“信息系统”向未来的“智慧体”演进的过程。从内部角度看，超越传统智慧载体的“智慧元”或浮动的智慧，在系统中将占有压倒性甚至蔓延性地位。未来的军事系统作为“智慧体”，必将更加智能，其自组织性、自我演化性及“人在回路”特性将进一步凸显。

整体而言，人工智能对未来战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3个维度：逆转“攻易防难”态势、重构“全域作战”空间，引发“战争伦理”困境。

电影《阿凡达》中，双腿瘫痪的前海军陆战队员杰克·萨利通过意识进驻Na'vi化身获得了自由探索

态势人类军事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进攻性武器系统与防御性武器系统的发展并非并辔而行，而是存在某种不对称性，也即矛与盾在较量中呈现出各领风骚的局面，简称为攻防不对称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海湾战争以来，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攻一方拥有了更多攻击手段，军事史专家杜普伊所称的进攻性兵器的杀伤力理论指数也呈指数级增长，进攻作战的地位骤然上升，且地利优势和阵地防护作用大大减弱，防御难度和成本大大增加。俄国学者加列耶夫以巡航导弹为例指出：进攻与防御之间存在着8～14倍的费效比剪刀差。

当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充分应用后，指挥机构在云端、资源分布在节点、力量运用在单元，从实体上基本消除了被用于大规模进攻的目标。进攻作战对于整个智能系统的任何一个点来讲都将收效甚微，即便被毁伤，去中心化的指挥作战体系也让各部分的可替代性增强，从而使得“攻易防难”态势得以逆转。这一点从小卫星快速发射组网技术、无人机蜂群技术、智能化系统监测技术等可以窥见一斑。

在未来的后人类时代，随着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互联互通，人类社会进入的是一个复杂巨系统的智慧社会。到那时，物联网、智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将大有可为，人类社会的开放性、生长性必将催生物质、能量及信息等多系统圈层充分耦合，最终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人工智能与生物交叉技术的充分融合，催生的后人类主要有4阶类型。

1阶：仍然保留炭基生命形式，利用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增强的人；2阶:全部或部分放弃炭基生命形式，仅呵护人类大脑，将人类改造为“生物—机械—电子”复合体；3阶:利用生物交叉技术与人工智能增强人脑机能；4阶:将人类意识上载到电子空间（目前技术还相当遥远，在一些科幻电影中有所反映）。

战争就是做破坏功，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与人的存在状态大背景下，战争必将把战场拓展为全域作战空间。

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战争伦理困境，体现在无人化战争的权利伦理、行为伦理及责任伦理方面，更潜藏在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后人类社会之和平与暴力考量。

对此，曾担任过法国教育部长的吕克·费希对有关后人类的未来，曾在《超人类革命：生物科技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中，谈及了六大技术前景：基因组学、纳米技术、大数据、机器人技术、干细胞研究及人工智能。倘若在这组技术或别的相关技术催化下，人类真的走进了后人类社会，那将是一个更加战乱不已的社会，抑或会迎来一个告别了暴力的和平时代？

突防能力和生存能力兼具的战斧式巡航导弹给防御一方带来很大威胁

有关这一点，今天一些科学家已经发出了警告，如在2015年7月，比尔·盖茨、史蒂芬·霍金及埃隆·马斯克就联名呼吁：人类要警惕人工智能的威胁，人工智能武器化可能招致人类历史的终结。其中，比尔·盖茨说得还很幽默——“让人恐惧的不是人工智能，相反，是人们竟然没被它吓坏！”

据《20YY：机器人时代的战争》报告显示，美军规划到2035年前初步建成智能化作战体系，对主要对手形成新的军事“代差”。至2050年前，美军的智能化作战体系将谋求发展到高级阶段。大国竞逐，唯智者胜。我们需要从思想、战略及机制等多维度做好准备。

人工智能在加快军事智能化体系的同时，在遥远的未来，也许会像一些科幻电影中描绘的那样，使后人类战争从科幻变成现实。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趋势性端倪。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还有一些误解或核心问题需要深入认真研究，如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作战？人工智能会迅速颠覆传统战争？人工智能是形塑未来战争的最重要变量？人工智能对战争的颠覆是全方位的？

目前，在军用无人机及大数据信息处理等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有显著进展，有可能替代人类的部分工作。就未来而言，伴随着仿脑芯片、人机交互技术、脑机接口技术等领域的突破，可能会带来真正的革命性进展。但是，这里我们又要注意到，其实人工智能技术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技术，它事实上是一种“群技术”，有泛在性、赋能性及抵消性3个主要特征。这些使其区别于其他技术的特征，使它在某些方面的应用呈现出较好的前景，比如，在前面提及的小卫星快速发射组网技术、无人机蜂群技术及智能化系统监测技术等领域，有可能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升级、优化一些任务，但还谈不上替代人类。

脑机对接技术已经可以帮助瘫痪病人重新获得部分运用能力

我们理解军事智能化，除了从智能化武器装备的广泛应用思考外，还要从人类社会演进及世界军事变革的高度来透视。军事智能化既有社会智能化的共性，又有鲜明的军事特色，这就是从武器平台、指控体系、作战终端等多方位、全领域进行升级、换代、重塑，以形成人机一体、智能主导、云脑作战的军事新体系。

未来有其自我演进的历史逻辑，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竭尽所能地预知它的到来。

对于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美俄两国近年来发布了一系列报告：2016年10月，美国发布了《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两份报告。2017年7月，应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要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家事务中心也发布了《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的报告。在俄罗斯方面，2014年2月15日，梅德韦杰夫总理签署命令，宣布成立隶属于俄联邦国防部的机器人技术科研试验中心。2015年12月16日，普京总统又签署总统令，宣布成立国家机器人技术发展中心。此外，普京总统还明确指出，“人工智能不仅是俄罗斯的未来，这是全人类的未来。”更进一步，俄罗斯批准执行的《2025年前发展军事科学综合体构想》中，强调人工智能系统不久将成为决胜未来战场的关键因素，应注重武器装备的智能化改造。

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在今天大国竞逐的世界舞台上，美国的军事优势是其战略运筹的重要支撑。而破解这种军事优势的密码，需要我们穿透其表面上炫目而变幻的新战略、新理论与新技术，真正平视这支军队，站在科技前沿高地，去探寻止戈之道、制胜之略及破击之策。

美国空军少将布莱斯·戴尔曾直言不讳地说：“现代战争已成为科技战，许多美军潜在对手并不了解美国在高科技作战方面以及卫星制导智能武器的威力。”尽管布莱斯·戴尔的言语未免透露着狂妄，但却折射出一个事实：在战争与科技紧密耦合的今天，指挥官如果没有科技头脑，就没有现代战争的入场券。

在传统的防务研究中，科技与战争研究之间存在断层线，欠缺基于科技的战争理论研究和理论牵引的科技发展研究，这种局面不利于打赢未来的智能化战争。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的充分发展，必将引发战争形态的根本性变革，随着人机共生时代的到来，战争自然也会“变脸”。一支军队不能仅仅成为成熟科技的观望者、应用者、需求者，还应成为前沿科技的探索者、创造者、供给者。也正是基于此背景，我们才要切实探索建立一种协同创新机制，真正在科技与战争之间架设起汇通的桥梁。

任何一支军队，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与基础科学发展的趋势逆向而行。面对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的新时代，要赢得未来，我们不妨再重温意大利军事天才杜黑的名言：“胜利总向那些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会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微笑。在战争样式迅速变化的时代，谁敢于先走新路，谁就能获得用新战争手段克服旧战争手段所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